“我们把全球最先进的农药、肥料引进中国，而最好的种子、农机中国的种植者也能够购买到，为何我们的农业应用技术依然落后？”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土地制度的制约，造就了我们小农经济的特色，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但当我拜访日本的同行以及种植者后，似乎有点豁然开朗。于是我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

　　中国农业技术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农业大学、农科院等科研院校体系；另一个是来自实践一线的土专家。

　　比如说我们柑橘行业，大家都说种植柑橘对“技术”要求很高，到底这里的“技术”指的是什么？

　　这其中，应该包括栽培技术（嫁接、修剪、环割）；用药技术（病虫害的识别、农药的选择、打药的机械的运用）；施肥技术（土壤识别、缺素的识别、肥料的选择）。通俗说，还可以按核心物候期归类，比如果树清园技术、保花保果技术、留树保鲜技术等。

　　土专家未必有高学历，但往往有极其丰富的经验，尤其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强，在知识传授方面也能做到口口相传，非常具备实用性。不过，也因为是口口相传的经验以及较为高的知识传递成本，因此影响范围非常小。而且一旦在传递过程中，不能够正确运用和领悟，发生偏差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这其实可以类比我们的中医，中国的土专家农业技术门槛高，传播难，而且无成文的材料，高度依靠口口相传，是一门典型的“经验科学”。

　　而另一个农业技术的来源是科研院校。80%的科研院校做研究的目的不是提高农业生产力，解决一线的问题，而是把发文章、评职称作为第一要务。因此，局部产业和农业学科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功无法掩饰国内农业整体上产、学、研明显脱轨的现实。

　　如果说土专家是中医，那么科研院校就是西医，但这名西医仅仅完成了“理论科学”学习，但离真正对症下药治疗病人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学校中，应用层面的园艺学、果树学、栽培学、土壤学、农药学、植物营养学、植物保护学，在理论层面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都是应该学习的。但往往这些知识对于从事一线生产的种植者来说过于抽象，与实际生产的关联的逻辑过程过于长。而掌握这些知识的学者、教授、专家和种植者处于不同的知识阶层，而且缺乏实践经验，往往在解决生产问题上显得空洞、无力。

　　这还不说，我们的万年不变的教科书以及以文字为主的阅读成本门槛极高，而且非常不友好的果树类书籍，难以发挥真正的的价值。至少，在柑橘上，我们就没有找到，哪怕一本具备较高现实指导价值的书籍，试问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柑橘生产国如何成为柑橘强国呢？

　　其实，为了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问题，在我国农业农村部的农技推广中心以及各省市农业系统的土肥站、植保植检站、果树站等本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实际上，农技推广系统行政职能大于技术职能，而且不断缩减的经费和开支投入，怎么有吸引力来引进真正的技术人才呢？这个系统越往基层靠近，越是显得举步维艰。当然，各地的很多行业协会，比如柑橘协会等组织起到了一定的技术推广作用，这些更多是自发性的行为，而且区域限制明显，无法形成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影响力。

　　最后还有一点比较扭曲的是，中国的农技推广人员和从事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销售的人员相比，可能低于1%。因此，这些农民会、技术会、科技下乡会大部分都是农资销售人员完成的，专业程度能够有多高？技术的背后难道不多是为了自身产品的销售吗？当然这也是无可厚非，凭什么让他们不讲产品呢。

　　所以，整体而言中国的农技推广，土专家作为“中医”神秘莫测，科研院校作为“西医”也难务正业，农技推广系统缺人才、缺资源，农资销售人员作为主力部队也是偏见多多，这些因素，都整体让“柑橘”等果树成为种植“技术”要求高的作物，当然这里不仅仅是柑橘，包括其他果树、蔬菜，甚至大田作物的水稻、小麦、玉米，似乎在中国农业技术几乎就是一个无解的存在。因为农业是多学科的高度交叉，而且依靠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来解决问题，在我国这样需求较高，却只有中低收入的职业，如何吸引人进入呢？

　　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新西兰、法国、德国、以色列，包括日本、韩国，基本上国家投入负责上游农业科研，科研人员经常走进一线，而农户知识水平较高，也常常关注和参与这些科研活动。而且更重要是，在科研院校和种植户之间，还有一支相互独立专业化的农技咨询队伍，他们不属于任何的农资供应企业，但必须拥有政府颁发的证照。

　　2019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参加国际柑橘黄龙病学术会议时，笔者专门抽了一天时间由当地销售同事下乡走访农场，而除了农场主外，其中一位全天陪同我的Tom就是为农场主提供植保技术咨询的独立农技师，其中涉及解决部分讲解的更多是Tom，而不是我们公司的销售同事。当然，从相互交流中，也可见Tom已经获得了农资供应商以及农资使用者之间的信任。Tom也告诉我，他的证照只是涵盖植保，因此他也只能够为农户提供植保的咨询和建议，如果涉及营养、栽培等，则会有类似相关的专业人员来服务。

　　同样的事情，之前我担任作物经理时，为我们提供技术培训、咨询服务的一名以色列专家Shalom先生也是担任这样的角色，只是他更多以作物维度为种植者提供服务。当然，他的公职还是以色列农业部的柑橘专家，但这并不影响他开展自己的技术服务。这类型专家既有知识传递和培训的能力，也有为种植者解决一线实际问题的能力，无疑在农技推广环节，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对我们中国的农技推广体系来说其实有以下四点值得思考和改进的：

　　（1）加强对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尤其是介于科研院校和土专家之间的“中西医”结合的人才，这类型人才的特征是受过良好的农学教育，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并且能够有一半时间在一线锻炼以及积累经验，这是体系中最应该支持的部分。

　　（2）完善对农资从业人员的资格考核和培训，引入职业认证和分级管理的制度，提高农资人员的专业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技的推广起到辅助的作用。

　　（3）开启农业应用型书籍的编辑，把理论内容系统化，把实践内容通俗化（图片、视频、表格），让技术传递可复制。书本是成本最低的知识传播途径，我们邻国日本在农学书籍、传播工具这一块要大大领先于我们。中国某种程度上，可以抄作业。

　　（4）适当提高农业推广系统人员待遇，甚至让他们以兼职的身份为种植者提供技术咨询服务，这样更能够激发其工作主观能动性和可持续性，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有扩充收入贡献行业的机会，这支国家队的职能发挥起来，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一个行业成熟的标志其实往往不是全产业链的模式，而是行业的专业化建设和不断细化的行业分工，以及在分工之余的组织间的高度协同。分工度和协统度高低，体现出这个地区甚至国家的产业水平。日本正是我全球看过的柑橘产业分工和协同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仅仅从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就可见一斑。        （来源：小叶探世界）

农药快讯, 2020 (11): 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