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行业是产能过剩的行业，有的企业业绩抢眼，有的企业濒临倒闭。高负债、低效率企业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艰难，其中也有许多亏损企业还在苦苦坚持，期盼销售市场转好，期盼地方政府救厂。地方保护主义者认为，这些企业在本质上仍然健康，只是正经历一些短期的困难而已。

    少数情况下或许确实如此，但这类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僵尸”企业，本质上已失去生命力，却拒绝死亡。如果“僵尸”企业继续运行，改革议程将更难推进。我国农药行业亟需建立一种机制，让低效率及亏损企业以一种有序且可控的方式逐渐关闭。

一、中小农药企业身陷多重困境

    目前国内“三证”齐全的农药生产企业有1,800多家，大都小、散、乱，产业集中度低。由于行业进入门槛低，大部分企业为中小型，管理落后，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力不强。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各项法规与标准逐步完善，这类企业的生存空间将不断缩小，直至退出农药行业。2012年，因市场低迷、融资困难、产品老化、环保压力等因素，中小农药企业出现集中倒闭潮，其中有建厂20多年的皖西农化厂，有中型企业河北省吴桥农药有限公司，有国家定点农药生产企业天津市大安农药有限公司等，业内人士将上述企业归结为：产品老化、设备老化、观念落后、政策抛弃、前景难料。

    据国家统计局对836家规模以上农药企业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6月份我国化学农药亏损企业金额达34,527万元，去年同期亏损额为30,014万元，同比亏损额增加15%；亏损企业为9.7%，去年同期为9.3%，亏损企业同比增加0.4个百分点；亏损企业平均亏损426.3万元，去年同期为389.8万元，同比增加9.4%。

    不少中小农药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坦言：“今年通胀严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市场销售又不理想，资金没法回笼，加上融资困难，导致现在没钱做事。”河北一家在媒体上登“转让声明”的企业负责人无奈地告诉记者：“在农药行业做了20多年，最近几年经营环境越来越恶劣，跨国公司专利产品的挤压，国内厂家的恶性竞争，感觉农药行业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前景，不想再继续做下去。”

二、产能过剩及污染环境的企业处境更加艰难

    产能过剩行业和污染环境的企业是各级政府关注的要点，中央还尝试在微观工业企业层面创建新常态。中央已明确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并为其设定削减产能目标。在环境领域，监管者设定了严格的减排目标。以上因素都将使产能过剩行业和污染环境的企业处境更加艰难。

    草甘膦对中国乃至世界农业是最大的贡献者，目前由于海外需求萎缩，草甘膦原药市场供大于求，价格正在下跌中。草甘膦下行颓势压倒了出口的积极变化。从中国和美国的巨大产能来看，草甘膦未来的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新安股份、江山股份和华星化工特别指出，今年下半年草甘膦行情不佳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和孟山都产能过剩，导致市场低迷和出口不振。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的重点，总的原则是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要加强对各个产能过剩行业发展趋势的预测，制定有针对性的调整和化解方案。这就是说要通过种种措施把产能控制住、减下来。

    这无疑将加速农药产业建立退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随着国家对农药行业的不断调控，农药行业进入门槛逐步提高，农药行业集中度也将逐步提高，中小企业的优胜劣汰也将加速，实力较弱的企业有可能被淘汰或者被优势企业购并重组。

    在环境领域，监管者设定了严格的减排目标。农药行业资源消耗量大，排放废弃物多。大量消耗资源、轻视环境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代价是巨大的，注定难以长久。国家已明确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指标，各地政府也采取了严格的节能减排措施，你达不到要求的指标，就只能关门走人！2014年企业明显感到环保投入越来越大，不少中小农药厂家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说：“环保不投入等死，环保投入找死。环保费用不是一个小数目，小的农药厂承担不起！”以草甘膦为例，用于处理高浓度废液和其他污染物的成本费用从2009年的6,000～7,000元/吨上升到10,000元/吨以上。环保门槛的提高对中小企业可谓是生死考验，这使得企业生产经营越来越困难，在费用越来越高的环保投入中，企业已无法在正常经营渠道里获得丰厚的回报。

三、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农药企业破产测试

    业内专家认为，目前国内农药生产厂家多、规模小，大企业少，创新能力低，要提高竞争力，应该减少企业数量。而效益低下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却认为，国家产业政策就是要“消灭”小企业，扶持大企业，将来小企业会越来越吃亏。事实也的确如此，根据《农药产业政策》以及农药行业“十二·五”规划要求，到2015年，农药企业数量减少30%，国内排名前20位的农药企业集团的销售额达到全国总销售额的50%以上。

    对于行将倒闭的国有农药企业，地方政府仍拥有一些手段为其提供保护。银行可能愿意收紧对私营企业发放的信贷，或提高信贷成本，却不会这样对待国企。地方政府这样不遗余力保护“自己人”，是因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激励仍以当地GDP增长为基准，一旦发生国企倒闭，职工闹事，地方官员仍难免其责。

    解决的办法是在农药行业进行一场全国性的企业破产测试。任何农药生产企业只要满足4个度量指标，就必须破产：① 资产负债率超过80%；② 连续两年持续亏损；③ 企业生产的产品为国家认定的产能过剩且效益低下品种；④ 因资金缺口很大而环保不达标。

    资源如何最优化配置应交由市场决定。如果债权人想提起企业破产诉讼，他们就应当得到允许，不应受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干涉。当一家企业符合上述4种情况，在任何情况下地方政府绝不应动用公共资源或命令银行提供贷款为面临倒闭的企业提供救助。如果当前激励政策未能有效改进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就需要转变激励形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场农药行业全国性的破产测试将有助于这一口号付诸实践。此外，近期国务院强调，在企业破产方面取得更多进展，需完善市场中低效率、亏损企业的退出机制。

    这并不是说任何一家面临亏损的企业都应当被债权人起诉乃至倒闭。很明显，要作出此类决定十分艰难。的确，某些时候部分亏损企业能够扭亏为盈，但这要付出十分艰辛的努力。中国正处于改革期，对“全国性农药企业的破产测试”只是一种设想，旨在建立公平的企业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