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草枯1962年进入市场，1978年在中国上市。百草枯先进的生产工艺是“中国创造”的典范，凝聚了中国几代人的智慧和心血。除口服毒性外，百草枯遭口诛笔伐的缺点少之又少。2016年，百草枯水剂将正式退出中国舞台。替代剂型能否担纲百草枯水剂的重托？市场能否像拥抱水剂一样接纳固体剂型？

    在“第六届中国农药工业高峰论坛”上，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焱和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院长李德军就百草枯各抒己见。

    绿霸的“小”是出了名的，因为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焱已经不止一次地在高峰论坛上高谈他们的“小”了。据他介绍，长期以来，绿霸做了两件小事：一件是小吡啶，一件是小百草枯。

    吡啶是“三药”的芯片，其核心技术被跨国公司垄断了60多年，国内直到2007年才攻克了这一技术。全球吡啶碱产业链市场规模约500亿美元，仅4家公司掌握了吡啶碱规模化生产技术，绿霸便是其中之一。百草枯是仅次于草甘膦的全球第二大除草剂，中国百草枯的产能和产量都占据了全球80%的权重。在我国百草枯生产企业中，绿霸排行老二。

    显然，赵焱的“小”与绿霸的“霸”形成了强烈反差。

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焱 

    赵董事长说：“吡啶是个小产品，全世界10多万吨，全国6、7万吨，产能也就10多万吨。这个小东西，我们苦苦奋斗了10多年，经历了‘八五’、‘九五’攻关。最后，民营企业红太阳和绿霸做出来了，花了不少钱。原来1吨挣几千元，现在1吨按百计算。”

    “小百草枯，全国产能6万多吨，10家生产企业，绿霸排行第二。应该说托了市场的福，托了1745号公告的福，10年没挣钱，去年挣了点小钱，但是今年又不行了，每况愈下。7月1日水剂停了，怎么办呢？做点颗粒剂。说句实话，很简单，2006年底绿霸开始做颗粒剂，2008年我们报了所有登记资料，光上报材料，上报了5次，打回来4次。2012年通过了临时登记。当时不敢做，天天报材料，天天补材料，说是有风险。批下来之后，又重新做。现在可能有一个阶段性的小结果，中试有一套小装置，中试刚刚完成。能不能成功不好说，但设备安装好了，近几天试车。绿霸生产许可证书还没批，资料也上报了，可能明年能批准。”

    赵董事长告诉大家，百草枯可溶粒剂实用，与水剂用起来没有两样，使用成本比水剂高一点，一喷雾器5～6元，农民应该能接受。

    百草枯口服毒性大，因此其水剂遭遇了被禁用的命运。赵董事长说：“现在的情况是把社会的困难转到了企业，企业的生产难度很大。百草枯的吸入毒性很高，要求工厂对设备的密闭性、安全性做得非常好。制剂企业做这个产品实实在在有一定难度，合成企业可能能做出来。”

    经过8年无数次的试验和探索，绿霸终于在百草枯可溶粒剂生产工艺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实现了工业化生产。2012年，绿霸取得了50%百草枯可溶粒剂的临时登记，但至今未获得生产许可，可见国家对百草枯颗粒剂的生产慎之又慎。

    关于百草枯非水剂型，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获得了20%百草枯可溶胶剂的正式登记；今年10月，该公司获得了百草枯可溶胶剂的生产许可。

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院长李德军

    “百草枯之父”，这是业界对李德军的又一称呼。客串主持人的李院长此时要不谈自己的“孩子”实在太难，他甚至还规整地准备了7条，显然是有备而来。

    李院长说，百草枯的口服毒性经过一幅幅照片、一张张幻灯片的渲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国家出台了1745号公告，要求在2016年6月30日前停止水剂的使用，这对百草枯的影响是巨大的。

    百草枯水剂的命运已无法改变，但李院长的几点看法要一吐为快。① 要客观、科学、理性、公正地看待百草枯以及其他农药。② 行业一定要也正视并积极地解决面临的问题。百草枯的口服毒性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企业就应尽到社会责任。百草枯行业为此筹集了2,000多万元资金，在全社会开展责任关怀。培训了1万多名乡村医生进行紧急救治，培训了几十万名用户、经销商，宣传百草枯的使用和救治的科学程序，免费发送了大量的药物。目前百草枯的中毒治愈率已达到50%以上。③ 正确地评价百草枯的功过是非。④ 媒体的报道一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有社会良知，要顾及社会影响和效果。⑤ 拥有决策权的人和公众人物及专家学者、有影响的人物，一定要冷静地分析，全面地观察，理性地判断。⑥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方针，对老百姓法不禁止即自由，对执政者、对公务员法不授予即禁止。这中间不应该有灰色地带，法律没有禁止百草枯。⑦ 新剂型的开发。百草枯确实不是一般的产品，确实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