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农资出口促进农产品进口的核心，农化自然具有着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当前世界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人口增加，粮食安全，全球变暖，环境保护等，这些议题始终围绕着一个关键点：农业。农药的生产和使用则是保证农业作物产量和品质的最关键一环。目前全世界的总人口数在75亿至76亿之间，其中我国人口为13.6亿。我国目前是世界人口最多（目前印度人口为13.3亿，很快将会超过中国）、粮食产量和农药产量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是粮食进口量和农药出口量最多的国家。一个国家的粮食产量往往与农药使用量正相关。作为以农资出口促进农产品进口的核心，农化自然具有着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测，每年全球因病虫草害损失粮食约占总产量的1/3，其中因病害损失10%，因虫害损失14%，因草害损失11%。农作物病虫害除造成产量损失外，还可以直接造成农产品品质下降，出现腐烂、霉变等，营养、口感也会变异，甚至产生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而我国每年因病虫害导致的粮食损失在4 000万t左右，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8.8%。经济作物的损失率更高，棉花的损失率达到24%，而蔬菜和水果的损失率高达20%～30%。以上的数据均来自于使用植物保护综合防治后的数据。如无任何化学防治，其作物的损失量将再增加30%以上，严重甚至导致绝收。如由马铃薯晚疫病引起的爱尔兰大饥荒，我国20世纪五六年代的蝗灾，每一次都会修改世界文明史。虽然农化技术保持着较快的更新速度，但每一次的病害发生，如小麦赤霉病、香蕉枯萎病、美国白蛾，再到今年的草地贪夜蛾等，对于现有的植保技术都是一次强有力的冲击。目前农药发展和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但国际病虫害防治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世界人口持续增长，食品安全等问题就是粮食问题的具体表征。

全球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接受度最高的划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GNI）大于12 056美元的国家列为“高收入国家（经济体）”（high-incomeeconomies），也叫发达国家。全球有81个国家和地区属于高收入经济体。其他国家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农药的生产、使用与国家和地区的发达程度相关，但也并不绝对正相关。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农药使用情况取决于气候、政策、收入水平、用药习惯、主要作物等要素的综合作用。一个国家的综合农业水平也反应出其用药情况，高农业水平国家，如以色列、美国、日本等，其用药水平相对较高，农药登记门槛也较高。发展较为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如柬埔寨、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其用药水平和农药登记水平都是相对落后的，主要目标产品还是大宗灭生性除草剂和有机磷类杀虫剂。以具有普遍性的粮食作物小麦为例，用药水平最高的是欧美，以专利期产品为主的综合解决方式，其次是中国、南美，以非专利期产品为主，具有较合理和优质的配套产品；巴基斯坦和中东国家农药使用水平较低，产品一定程度上落后一代至两代，产品组合也不丰富。

根据对不同农药产品的需求和加工情况及目的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达水平，我国对农药产品出口主要有中间体、原药、大包装制剂和小包装制剂等4种不同的方式。我国主要的中间体出口目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和印度；主要原药出口国家是俄罗斯、巴基斯坦、美国等国；大包装制剂出口国为具有一定分包基础的国家，如泰国、越南、阿根廷等国。小包装制剂主要目的市场为缅甸、喀麦隆、尼日利亚、柬埔寨等国。根据不同国家的工业水平、进出口政策以及市场的接受程度，其对农药产品的加工以及需求程度也不相同。

退税率可以反应在一定情况下国家出口政策的整体的导向，近几年在中间体和原药退税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制剂退税率在平稳上调，由此可见制剂出口将会是发展的趋势。而中间体和原药退税率仍然在目前情况下高于制剂退税率。

目的国气候、地理以及温度的差距也会影响农药的进口以及使用情况。不同区域其农药的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由于不同产品对温度的稳定性不同，其目标市场的效果也会不同。例如俄罗斯地处北温带，属于高纬度地区，平均温度较低，其使用的农药必须保证在低温条件下具有良好的活性，如2,4-D、氯氰菊酯等。而在热带地区，东南亚地区使用的农药，由于温度原因，需要在高温情况下比较稳定的产品。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氰氟草酯。氰氟草酯作为优异的水稻田除草剂，在我国北方地区表现出良好的防效，而在东南亚水稻市场一直不温不火，农民的反应也非常一般，其重要原因是氰氟草酯的有效使用温度是20～30℃，即使在年平均气温27℃的泰国，其使用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相对于经济调控和气候影响，国家政策对于目的国农药产业的影响则是刚性的。国家政策主要分为2个方面：① 当地国家对农药产品的禁限用情况；② 当地国家的农药登记政策。

第一道门槛就是当地国家的禁限用政策。该政策将影响当地国家销售的农药结构，同时旧农药的禁用也会形成新的市场机会。例如欧盟因为噻虫嗪的高蜂毒性禁用，而氟啶虫酰胺则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在欧盟市场；而莠去津在埃及市场的禁用，导致该产品退出埃及市场，同时给其他玉米田除草剂带来了增长的机会；2019年8月份泰国限制使用草甘膦，禁用百草枯，那会给草胺磷带来新的机会。

第二道门槛是农药登记制度。根据《农药管理条例》规定，农药是指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由于其具有杀虫杀菌活性及不同程度的环境毒性，涉及农药残留及环境降解等各方面的影响。故农药登记是进行销售的通行证。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会有不同的农药登记制度，其登记流程的时间耗费以及资料准备的难易程度也影响着目的国的产品构成。举例来说将登记农药产品平均耗时5年的巴西与登记农药产品仅需3个月的巴基斯坦相比，无论是产品更新速度还是产品层次都是巴基斯坦更加高效，当然登记证的利用效率则是巴西更高。

全球作物农药的销售额从1970年的27亿美元到2012年的499.35亿美元再到2018年的650.99亿美元，除了2015年表现为下降外其他年份都有较大的增长。其中绝大部分的销售额由跨国公司所占有，以2014年为例，全球农药销售额为566.55亿美元，而跨国巨头［先正达、拜耳、巴斯夫、陶氏益农、杜邦（还未与陶氏合并）、孟山都（还未被拜耳收购）］总的销售额就达到了4.31亿美元，占到市场总份额的78.07%，而同年我国农药出口量仅为491万美元，仍然和跨国巨头有着巨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是跨国公司有着完善的新化合物研发技术及团队，同时投入了高额的费用和时间用于新化合物的研发。而我国的农化行业仍然停留在仿制和代工阶段。但近10年来跨国公司专利期产品的集中到期，也带来了更多的市场机遇。

以2019年1—6月为例，我国农药出口总额41.78亿美元，增长2.6%，农药进口总额2.97亿美元，略有下降（以上数据均来自于农药研究所的统计结果）。这说明我国是典型的农药出口型国家，其中农药出口产品有原药、大包装制剂、小包装制剂等。但进口农药主要集中在专利期内的小包装制剂产品，当然近年来随着我国农化行业供给侧改革的深入，也进口部分印度更有优势的产品（氯氰菊酯，代森锰锌等）。就出口来说，原药出口目前更占据优势，上半年原药出口额25.38亿美元，同比增长9.7%；制剂出口额16.40亿美元，同比下降6.8%，出口金额以原药为主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2019年占比升高，超过60%。虽然原药目前或者在短期内仍然会占据出口的主导，可以预测到的是随着政策的落地和改革的实行，制剂贸易将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同样以2019年上半年为例，我国共出口农药73.72万t，其中除草剂就占到了69%，为50.87万t。而杀虫剂位列第2，为15.39万t，占比20.9%。杀菌剂为6.19万t，占比8.4%。可以说除草剂占农药出口的绝对主导地位。

亚洲是我国农药出口的绝对主导市场，共计12.59亿美元，占据30.1%；第2位是拉丁美洲，共计12.23亿美元，占据29.3%；第3位是北美洲，共计6.39亿美元，占据15.3%；第4位是欧洲，共计5.1亿美元，占据12.2%；第5位是非洲，共计4.12亿美元，占据9.9%，第6位是大洋洲，共计1.35亿美元，占据3.2%。影响农药出口量由多方面原因构成，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当地国家的经济情况；当地国家的农业发展情况；当地国家的化工行业发展情况等都会影响到农药出口量。我国农药的前10大出口国是美国、巴西、印度、阿根廷、澳大利亚、俄罗斯、越南、泰国、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10个国家占据了我国总出口额的52%。

我国出口排名的前10大产品除草剂占据了绝大多数，分别是：草甘膦、百草枯、吡虫啉、烯草酮、百菌清、联苯菊酯、毒死蜱、甲氨基阿维菌素、氟虫腈、莠去津。这10种产品占总出口金额的36.7%。其中这些产品中不乏将要被淘汰的产品，如草甘膦、百草枯、毒死蜱于2019年10月正式在泰国禁用，莠去津在埃及禁用。

未来取代这些市场主流产品的低毒高效农药将会有巨大的潜力，但这份产品排名的更迭还需要数年或数十年的发展。未来总体的发展趋势肯定是向着低毒、高效的方向发展。农药国际贸易销售的专业化程度也会大大提升。     （来源：磊子侃农药）

农药快讯, 2020 (18): 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