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农药工业高峰论坛会议现场
草甘膦、百草枯、咪草烟、麦草畏、草铵膦、嘧菌酯……这些热点产品，有的因市场权重大而热，有的因近几年增长快而热，有的因未来上升可期而热……总之，它们是市场的宠儿，是业界关注的焦点。
10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六届中国农药工业高峰论坛”上，业内大佬和业界精英对这些产品展开了激烈的“热语大评说”。10位嘉宾分两批端坐于主席台，他们用多年工作积淀、血和泪的经验讲述着一个个关于产品的故事，纵论“农药行业的未来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这是智慧的激荡，更是观点的碰撞。只有耳听八方，方能对行业正确研判。也许，这就是“论坛”的用意所在。
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院长李德军和中化农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晓波分别主持上、下半场的论坛。上半场“老产品焕发青春”、下半场“新产品争奇斗艳”。其实，像麦草畏这种比草甘膦年纪还大的产品放在下半场，似乎模糊了新、老产品的界定，不如统称为“热点产品”罢了。
草甘膦,高分贝下的冷思考
李德军院长说，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农药生产国，但起骨干作用的品种只是几十个非专利产品。中国的农药产品中，除草剂占据了半壁江山，而草甘膦显然是行业的龙头老大。这是一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产品，这些年草甘膦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特别是去年，人们感觉到2008年的那种奇迹又将出现，新一轮产能扩张重新抬头，而且动辙3万吨以上，5万、10万吨的规模，行业的竞争升级为重量级选手之间的争锋和博奕。
然而，草甘膦的市场价格似乎没有与人们的期望相合拍。2013年，草甘膦价格曾一度上升到4.5万元/吨，其后虽有起伏，但基本跌跌不休，直至目前的2.6万元/吨，市场再度陷入低迷。难道“老大”总轮回于“上涨、扩张、过剩、低迷”的怪圈？
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院长李德军
福华,一定要把草甘膦做到30万吨
福华不是上市公司，她的出身与“农”根本不沾边，但却用短短10年时间，坐上了草甘膦行业的头把交椅，她甚至还想做得更大，把草甘膦一定要做到30万吨。就不谈业界会有什么看法，单就坐在论坛前面的嘉宾就表现出了不同的民意。
福华已然成为业界老大，但她要做得更大。她究竟想干什么？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姜林首先发言。
他说：“福华的草甘膦做得有点规模，所以大家比较关注。我们的产品比较单一，只有草甘膦。我们的草甘膦做了10年，其他品种几乎没有做。我们的老板原先是做造纸的，从造纸、烧碱延伸到草甘膦，可能他的理念与做农药的有点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草甘膦是一个大宗的化工产品，不要想到有投机的成分，当然这中间发生了投机的机会，我们把它视为过眼云烟。”姜总认为，大宗的化工产品一定是有规律的，要实现基本的利润就一定要有规模，一定要把所有的资源吃干榨尽，一定要走循环经济。目前福华正在创建国家级循环经济的示范企业。他说：“福华在每一个小细节上去赚一点点钱，累积成一个边际的利润。只有这样做，这个行业才能做得大，才能有竞争力。”
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姜林
姜总介绍了福华今年的经营业绩，他说：“今年到现在为止实际完成了10万多吨的产量，全年12万吨一定会破的，但也不会多多少。”福华在技术改造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目前正在实施就地扩能计划，即从现在的12万吨扩大到18万吨，大概明年6、7月完成这一计划。姜总认为，就地扩能投资比较少。他说：“福华的目标是一定要将草甘膦做到30万吨的规模。”另一个12万吨是异地新建项目，选址重庆化工园区，这也是一个国家级化工园。目前，1,500亩的征地任务已经完成，预计2016年福华将建成30万吨/年的总体生产规模。
就地扩能和新建，把草甘膦做到30万吨的产能，福华似乎不属于李院长所说的那种冲动。因为姜总说：“我们也评估了一下，目前草甘膦行情在往下跌，跌跌涨涨，我们不是很在意，我们赚自己该赚的钱。”
据姜总介绍，围绕草甘膦，福华将配套19套大型装置，针对30万吨/年的草甘膦，光烧碱的规模即达到了60万吨/年。他说，草甘膦本身的投资并不是很大，但完成19项配套装置要投资好几十亿。而且福华还拥有其他优势，如乐山有便宜的煤矿、卤矿、磷矿、长江物流通道、乐山到成都的高铁等。福华做草甘膦坚持“两头延伸，中间做细”。“一头”是上游三大矿产资源的控制。
姜总说：“做一个大的项目，没有成本的控制能力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把黄磷控制住，我们去年完成了7,000万吨储量的黄磷矿的收购。第二大是卤矿。2009年我们成立了卤矿公司，开采储量1亿吨，这保证了我们50年都用不完的原料资源。第三大是煤矿，通过煤力发电，我们把制造的能源成本降到有竞争力的水平。”“另一头”是下游做好产品的深加工。福华的草甘膦采用的是甘氨酸路线，其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大副产物的深加工，即甲缩醛、氯甲烷的深加工，经过深加工至少能大幅降低物流成本，因为这些都是危险化学品。目前，深加工项目已经在启动。
“中间”是废气资源的循环利用，福华已经建成了草甘膦母液资源化装置，磷元素99%转化为磷酸盐，明年福华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磷酸钠盐生产企业。
福华力争把资源吃干榨尽，变成利润。姜总说：“这样即便我们草甘膦一分钱不赚，仅这19项配套的利润也是按亿来计。”据姜总介绍，去年福华在环保方面投入了近10亿元，扎扎实实做好环保工作。他说：“我们做的是资源环保，变废为宝，不是以废治废。我们已经通过了第二轮环保核查。”目前，福华草甘膦整个产业链已经完成了85%的进度，计划于明年全部完成这些装置的建设。
姜总非常认同环保核查的作用，通过严格的环保核查，可以大幅降低草甘膦行业的投机机会。福华似乎不在意草甘膦市场的起伏，也不在意外行投资的进入，只埋头做好自己的事。
福华打造的是草甘膦全程产业链，贯彻的是循环经济理念，追求的是全球草甘膦市场的话语权。也许，草甘膦的市场价格会因为航母级大佬的诞生而趋于稳定。
新安，创新延长草甘膦生命周期
提起草甘膦，大家首先想到的还是新安。新安是我国草甘膦的鼻祖，是推动草甘膦发展的功臣。同时，新安也因为草甘膦而威扬海内外。历史是公正的，它记录了为草甘膦付出努力的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位个人。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农化事业部总经理周卫星向我们展示的是另一个草甘膦世界，我们同样有必要走进这个世界。
说起草甘膦，周总从一开始就动情了，也难怪，因为他将青春奉献给了草甘膦。20多岁的周总，从草甘膦100吨的产量做起，一路走来已经有30多年了。然而，回顾过去，他同感了其他企业家的谈论：“关于草甘膦，‘中国的一帮精英，做成了一件傻事’。”他说：“从草甘膦这个产品来讲，有这么长的生命周期，而且还有增长空间，确实是一个好产品，值得这一帮精英去做；但结果是，草甘膦耗费了国内大量资源，最后却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做成了一件傻事。这个产品这么多年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
据周总介绍，草甘膦1974年从美国上市，至今已服务市场40载，规模越来越大。孟山都主要采用IDA路线生产。我国从80年代开始做起，当时沈阳院采用的是甘氨酸路线，后来又发展了IDA工艺路线，该工艺根据原料的不同又分化为二乙醇胺和亚氨基二乙腈法两个分支。草甘膦的生产技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周总认为，草甘膦做得这么大有其历史原因，首先是该产品使用简单，灭生性除草效果好，更重要的是，随着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上市和发展，推动了草甘膦用量的急剧增长，而且仍有上升的空间。有研究机构预测，到2017年，草甘膦的市场需求将达100万吨。
同时，周总也列数了草甘膦存在的诸多问题。
第一，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草甘膦的抗性问题已非常明显，世界上已有28种杂草对其产生了抗性；我国的小飞蓬和牛筋草对草甘膦的抗性问题也很严重。
第二，草甘膦难以满足其市场需求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这是草甘膦的局限所在。任何一个产品都有两重性，一是在使用过程中发挥的价值，另一个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充分利用。目前，草甘膦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如磷的有效利用率仅为60%左右。国家最近推动了草甘膦环保核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磷的利用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草甘膦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如何利用？如何妥善处理？这对草甘膦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周总认为，随着草甘膦规模的扩大，对其经济价值取向、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带来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农化事业部总经理周卫星
第三，产能的无序过剩。市场经济是过剩的经济，但过多的过剩就会带来资源的浪费。尤其是草甘膦不仅消耗了资源，还带来了很多环境问题。因此，周总认为，在草甘膦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须有效控制其生产规模。
第四，草甘膦大量使用后，可能会对人体等造成伤害。如巴西和非洲等国家称，草甘膦的使用会伤害人体肾脏，因此禁用草甘膦的呼声在提高。这些质疑虽对草甘膦行业有警示，但还有待科学研究去支撑。
如何让草甘膦这个老产品焕发青春，使之可持续发展？周总认为，唯有创新。这其中包括对产品系列的创新、剂型的创新、循环经济的创新以及产品复配的创新等。
长期以来，新安在草甘膦的创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的研发人员超过200人。据周总介绍，新安10多年前就注意开发草甘膦盐的系列产品，如钾盐、异丙胺盐、二甲胺盐、铵盐原药等，同时申请了大量的专利。在剂型方面，颗粒剂就是新安最早发明的，并申请了国际和国内专利，另外在粉剂、水剂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开发工作。关于草甘膦生产过程中资源的综合利用，新安更是走在了业界的前列，引领了草甘膦的可持续发展。如氯资源的循环利用；对母液进行综合技术开发，实现了对磷资源的综合利用；为了延缓抗性发展，开发了草甘膦的多个复配产品，如与麦草畏的复配、与2,4-D的复配、与乙氧氟草醚的复配等。
周总认为，针对草甘膦这个产品，既要有外延的扩大，更要有内涵的提高。新安化工将一如继往地通过创新来实现草甘膦有效价值的提升，通过创新来实现草甘膦有效持续的发展。
祥源，树欲静而风不止
上海祥源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贸易公司，尤其侧重海外市场的开发。公司总经理张氡则从贸易商的角度来关注草甘膦市场以及国内草甘膦的洗牌格局，他主要谈了三方面的观点。他说：“第一，从目前来看，草甘膦的生命周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分析，草甘膦在2008年的价格大幅增长之后，现在已进入缓慢增长期，目前的竞争只是产能之间相互调整的一种竞争，而新一轮投资也是因为国家环保核查及国家政策的变化，造成一些企业的关停并转而引起的竞争。其实经销商和终端用户并不希望看到混乱的局面。农民在使用方面不会太在意草甘膦的价格变化对其整个收益的影响；经销商也不是希望价格越低越好，而是希望在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能得到稳定的供货，从而满足市场的需求。”
上海祥源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氡
“第二，农民希望产品的性能可以解决他们的一些困惑，如草甘膦抗药性等问题的出现。因此，我们希望农药生产企业能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不是一味追求给农民更低的价格，而是切实解决农民种植上的问题。否则即使产品价格再低，用到田间也是污染环境。”
“第三，草甘膦供应的长期稳定问题。随着国家环保核查的严格执行，产能过剩问题会得到有效解决，所以未来产能可能不会或起或落，这对经销渠道来说是一件好事。我们预计，草甘膦价格会有继续竞争，但供应量不会有忽大忽小的情况出现。”
张总认为，福华和新安两家草甘膦生产企业的竞争是差异化的竞争，是在不同平台上的竞争。他希望整个草甘膦行业能创新出新的竞争模式，在不同层面上竞争，获取不同价值链上的收益，这样整个行业才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分析师，整合升级行业发展的必然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分析师裘孝锋则跳出草甘膦谈草甘膦。他说，目前国内各个行业，都有无序竞争；然而发达国家，一个行业的参与者只有5～6家。他分析认为，造成目前无序恶性竞争局面的原因有两个：① 我国加入WTO后，参与了全球的分工，将全球大部分的中低端制造行业引入我国，行业竞争的壁垒不高；② 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是GDP的增量，导致地方政府抱着人家能做我们就能做的心态，大量引进和支持中低端制造业。这两个原因使得我国的制造行业分散，行业之间竞争激烈，层次处于中低端。
裘先生说，这种局面在过去一、二十年，问题不大。因为中国加入WTO后，全球需求增加很多，所以这种竞争不是那么残酷。自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之后，本应该有大的洗牌，但2009年国家又拨款了4万亿元，这个局面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相反还出现了恶化，又上了很多产品，导致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激化。2011年后，包括农药在内，行业陷入了困难的局面。近几年，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市场层面都趋向于行业的整合。从资本市场来看，有一些先行者进入了产业升级阶段。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分析师裘孝锋
裘先生认为，产业升级倾向于“收”，以收购的形式来实现升级。然而一些中高端的技术还是掌握在国外，所以一些资本市场慢慢在往外走，去买技术、买市场。一些企业则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推动行业的升级，这里面包括技术的升级和对下游市场的收购。他说，未来草甘膦等行业的走向也是整合、升级。
裘先生分析说，随着国家环保监管力度的加大，地区间的环保套利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企业要生存，一定要解决好环保问题。他认为，草甘膦产能过剩很严重，通过行业洗牌，包括合作和价格竞争，未来草甘膦生产企业最多只有6、7家。
关于草甘膦的声音，从来就不绝于耳。高分贝下的草甘膦，究竟何去何从？
草甘膦是一个好品种，这是大家公认的；未来仍有增长空间，这也是大家的共识。市场需要草甘膦有一个稳定的产能，然而在草甘膦可持续发展进程中，行业洗牌是必由之路。草甘膦的行业格局在调整中不断做大、做强，并向专业化、循环经济方向迈进。而在草甘膦行业整合、升级的过程中，创新贯穿始终，唯有创新，草甘膦的内涵才能支撑起它的外延。
百草枯,命运多舛
绿霸的“小”是出了名的，因为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炎已经不止一次地在高峰论坛上高谈他们的“小”了。据他介绍，长期以来，绿霸做了两件小事：一件是小吡啶，一件是小百草枯。
吡啶是“三药”的芯片，其核心技术被跨国公司垄断了60多年，国内直到2007年才攻克了这一技术。全球吡啶碱产业链市场规模约500亿美元，仅4家公司掌握了吡啶碱规模化生产技术，绿霸便是其中之一。百草枯是仅次于草甘膦的全球第二大除草剂，中国百草枯的产能和产量都占据了全球80%的权重。在我国百草枯生产企业中，绿霸排行老二。
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炎
显然，赵炎的“小”与绿霸的“霸”形成了强烈反差。
赵董事长说：“吡啶是个小产品，全世界10多万吨，全国6、7万吨，产能也就10多万吨。这个小东西，我们苦苦奋斗了10多年，经历了‘八五’、‘九五’攻关。最后，民营企业红太阳和绿霸做出来了，花了不少钱。原来1吨挣几千元，现在1吨按百计算。”
“小百草枯，全国产能6万多吨，10家生产企业，绿霸排行第二。应该说托了市场的福，托了1745号公告的福，10年没挣钱，去年挣了点小钱，但是今年又不行了，每况愈下。7月1日水剂停了，怎么办呢？做点颗粒剂。说句实话，很简单，2006年底绿霸开始做颗粒剂，2008年我们报了所有登记资料，光上报材料，上报了5次，打回来4次。2012年通过了临时登记。当时不敢做，天天报材料，天天补材料，说是有风险。批下来之后，又重新做。现在可能有一个阶段性的小结果，中试有一套小装置，中试刚刚完成。能不能成功不好说，但设备安装好了，近几天试车。绿霸生产许可证书还没批，资料也上报了，可能明年能批准。”
赵董事长告诉大家，百草枯可溶粒剂实用，与水剂用起来没有两样，使用成本比水剂高一点，一喷雾器5～6元，农民应该能接受。
百草枯口服毒性大，因此其水剂遭遇了被禁用的命运。赵董事长说：“现在的情况是把社会的困难转到了企业，企业的生产难度很大。百草枯的吸入毒性很高，要求工厂对设备的密闭性、安全性做得非常好。制剂企业做这个产品实实在在有一定难度，合成企业可能能做出来。”
经过8年无数次的试验和探索，绿霸终于在百草枯可溶粒剂生产工艺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实现了工业化生产。2012年，绿霸取得了50%百草枯可溶粒剂的临时登记，但至今未获得生产许可，可见国家对百草枯颗粒剂的生产慎之又慎。
关于百草枯非水剂型，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获得了20%百草枯可溶胶剂的正式登记；今年10月，该公司获得了百草枯可溶胶剂的生产许可。
“百草枯之父”，这是业界对李德军的又一称呼。客串主持人的李院长此时要不谈自己的“孩子”实在太难，他甚至还规整地准备了7条，显然是有备而来。
李院长说，百草枯的口服毒性经过一幅幅照片、一张张幻灯片的渲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国家出台了1745号公告，要求在2016年6月30日前停止水剂的使用，这对百草枯的影响是巨大的。
百草枯水剂的命运已无法改变，但李院长的几点看法要一吐为快。① 要客观、科学、理性、公正地看待百草枯以及其他农药。② 行业一定要也正视并积极地解决面临的问题。百草枯的口服毒性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企业就应尽到社会责任。百草枯行业为此筹集了2,000多万元资金，在全社会开展责任关怀。目前百草枯的中毒治愈率已达到50%以上。③ 正确地评价百草枯的功过是非。④ 媒体的报道一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有社会良知，要顾及社会影响和效果。⑤ 拥有决策权的人和公众人物及专家学者、有影响的人物，一定要冷静地分析，全面地观察，理性地判断。⑥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方针，对老百姓法不禁止即自由，对执政者、对公务员法不授予即禁止。这中间不应该有灰色地带，法律没有禁止百草枯。⑦ 新剂型的开发。百草枯确实不是一般的产品，确实要慎重。
百草枯1962年进入市场，1978年在中国上市。百草枯先进的生产工艺是“中国创造”的典范，凝聚了中国几代人的智慧和心血。除口服毒性外，百草枯遭口诛笔伐的缺点少之又少。2016年，百草枯水剂将正式退出中国舞台。替代剂型能否担纲百草枯水剂的重托？市场能否像拥抱水剂一样接纳固体剂型？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市场的回音。
咪唑啉酮类除草剂近年增长迅速
上世纪80年代，有两类除草剂的开发颇受瞩目，即杜邦开发的磺酰脲类除草剂及氰胺开发的咪唑啉酮类除草剂。这两类除草剂皆为乙酰乳酸合成酶（ALS）抑制剂，皆因高效、广谱而迅速占领市场。然而，两类除草剂的发展之路大相径庭，市场规模落差很大。其中，咪唑啉酮类除草剂历经波折，直至最近才迎来了增长期，市场一度供不应求。
对此，1993年开始研究咪唑啉酮类除草剂，并执着坚守20多年的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现全给予了权威解读。
他说，咪唑啉酮类除草剂于上世纪80年代开发，至今已有30多年历史。该类除草剂共有6个产品，皆由氰腈公司开发。这些产品包括：咪唑烟酸（灭草烟）、咪唑喹啉酸（灭草喹）、咪唑乙烟酸（咪草烟）、咪草酸、甲咪唑烟酸（甲基咪草烟）和甲氧咪草烟。其中，咪草酸主要用于小麦田，咪唑烟酸为灭生性除草剂，其他4个产品用于包括大豆、花生、苜蓿、鹰嘴豆和豌豆等在内的豆科植物。90年代，咪唑啉酮类除草剂在大豆田跃升至首位，氰胺公司因此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展成世界跨国公司，上升至全球第8位。鼎盛时期，咪草烟和灭草喹两个产品的年销售额达4.90亿美元，全球销量为1,500～2,000吨，原药平均价格为200多万元/吨。先达最贵的时候卖60多万元/吨，现在为10多万元/吨。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现全
随着转基因作物的上市，尤其是耐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广泛种植，严重冲击了咪唑啉酮类除草剂市场，咪草烟的市场一落千丈。氰胺公司因此而面临生存危机，最终被巴斯夫收购。氰胺公司可谓成也咪草烟，败也咪草烟。
然而，随着草甘膦连续十几年的广泛使用，抗性问题逐渐产生，一些老品种得以“咸鱼翻身”，甚至“返老还童”，咪草烟便是其中一员。将咪草烟与草甘膦复配才能解决大豆田抗性杂草，咪草烟的用量因此而上升。尤其是巴斯夫开发了耐咪唑啉酮类除草剂作物，主要有Clearfield水稻、向日葵、油菜、小麦等，让该类产品的增长搭上了顺风车。
值得一提的是，Clearfield作物不是转基因作物，它们是通过传统育种、内源基因诱变、田间筛选培育的作物，因此也可以在要求最严苛的欧洲种植。
咪唑啉酮类除草剂主要用于南北美洲市场防除大豆田杂草，如巴西、阿根廷、美国和巴拉圭等。王总称，这类产品在中国市场是日落西山，很少一点用量。
咪唑啉酮类除草剂在世界市场的再度崛起让王总颇为感慨。他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作物是多样性的，农药也是多样性的，不可能一个产品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但他同时坦言，该类产品不可能重返当年的辉煌。咪唑啉酮类除草剂因活性高、用量低和杀草谱宽等特点，尤其是其产品特性是其他产品所不具备的，因此在世界市场仍将占据一定的地位，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但用量不大，全年1,500吨左右。目前除巴斯夫外，国内有3家公司在生产。
据王总介绍，先达公司一直坚持“专业化、精细化”的原则，坚持走技术路线，把新产品做精、做透、做大。目前公司生产咪唑啉酮系列、烯草酮系列、异噁草松、烯酰吗啉等产品。
王总列举了咪草烟的事例来解释公司是如何做精做透的。他说：“我们经常改进工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提高产量，把质量做好，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我们咪草烟的原药含量达到99%以上，0.1%以上含量的杂质没有，巴斯夫看到我们的产品不相信，就这样的破车间做这么好的产品。我说你们随时可以抽样。”王总讲到激动处，不免流露出了“牛气”。
王总最后还提到了甲氧咪草烟。这是咪唑啉酮类除草剂中最年轻的，同时也是最具权威的产品，较咪草烟晚出道10多年。1997年上市的甲氧咪草烟，2011年的全球销售额为1.95亿美元，在该类产品中居于首席地位。其产品性能较咪草烟（即咪唑乙烟酸）更具优势。据王总介绍，甲氧咪草烟的全球年用量200吨左右。
麦草畏，颇受关注的大宗产品
手握资金的资本市场对农药行业也颇为关注，他们深入市场和企业，挖掘成长性好的产品，寻找投资机遇。信达证券公司化工行业高级分析师麦士荣经过长期的关注和研究后认为，麦草畏是一个成长性较好的大宗产品。
信达证券公司化工行业高级分析师麦士荣
麦先生说，我国农药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很小。据他统计，2013年16家农药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为10亿元左右，营业收入为400多亿元。其中新安的研发投入最高，为1.8亿元；研发投入占收入比例最高的是长青，为4.7%。这与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他认为，单从研发投入数据来看，国内企业要做出很有影响力的产品难度较大。
麦先生介绍道，信达证券成立的“中国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约100亿元的规模，一直也找不到几个项目。农药是一个重要行业，信达正在并继续寻求与农药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合作；同时，信达试图成立“新产品投资基金”，与企业在研发方面深度合作，帮助企业研发新产品。
新产品很多，但麦先生认为，新产品只有发展成大宗产品才有意义。尤其对上市公司，只有把握住几个大宗产品，才有发展前景。信达比较关注麦草畏。
相对于草甘膦，麦草畏更是一个古老的产品。该产品于1965年上市，选择性防除玉米和禾谷类作物田阔叶杂草，也用于非耕地除草，可防除近100种一年生和多年生杂草。
麦草畏市龄已近半百，2012年其全球销售额终于站上了2.0亿美元的台阶。虽市场较为稳定，但仅凭此还不至于在国内掀起麦草畏的投资热潮。草甘膦抗性杂草的蔓延以及耐麦草畏转基因作物的开发才是麦草畏潜在增长的缘起。麦草畏期望既步入草甘膦的发展模式（转基因作物），又搭上草甘膦的顺风车（与草甘膦复配）。
孟山都耐麦草畏MON87708大豆和耐草甘膦、麦草畏Roundup Ready 2 Xtend大豆皆已在加拿大获准登记，耐草甘膦、草铵膦、麦草畏及抗虫等多性状转基因棉花Bollgard Ⅱ XtendFlex也在寻求上市。总之，从耐麦草畏基因植入这些作物的那一刻起，就给了市场无限遐想的空间。
据麦先生介绍，他们根据转基因作物的渗透率计算，至2016年，耐麦草畏作物的种植面积为1,650万～2,780万公顷，并按照每公顷1公斤麦草畏的用量测算了该产品的市场。目前国外主要是巴斯夫生产麦草畏，国内至少有4家企业可以生产；全球产能为12,000～13,000吨，其中中国产能为4,000～5,000吨。扬农化工现有1,500吨麦草畏产能；新增5,000吨麦草畏产能将于今年底达产。长青股份年产2,000吨麦草畏项目已于2013年底正式投入生产。信达判断麦草畏在未来两年的全球需求量将达到25,000吨左右；未来随着巴斯夫、长青和扬农的项目陆续投产，全球的产能约为25,000吨，处于一种正常的供求关系。
从数据看，麦草畏未来的成长空间较大。但所有这些数据的获得，皆建立在耐麦草畏作物和复配产品成功推广的基础上。麦草畏的机遇与风险并存。
草铵膦的市场机遇和挑战
草甘膦让很多除草剂从市场败下阵来，同时也成就了很多产品。草铵膦就是一个与草甘膦关系密切、亦敌亦友的非选择性除草剂。
草铵膦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1984年首先在日本上市，2003年进入中国市场。草铵膦几易其主，目前归于拜耳作物科学公司，是拜耳的骨干品种之一。
草铵膦经过整整30年的市场积淀和历练，终于迎来了机遇大于挑战的新时代。国内外因此掀起了草铵膦开发热潮。
拜耳投资3.8亿欧元在美国新建一座草铵膦生产厂，这是拜耳作物科学公司有史以来的最大单一建设项目，预计2015年第四季度建成。全部达产后，拜耳草铵膦的全球供应量将翻一番。
截至目前，国内登记草铵膦原药的企业已超过20家，未来仍有很多企业积极加入。
草铵膦的市场机遇主要来源于对草甘膦抗性杂草及草甘膦使用后留下的自生作物的有效防除、草铵膦本身的杰出性能以及耐草铵膦转基因作物的推广。然而，国内外企业如此高热度地投入草铵膦，不免引发担扰。河北威远生化农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庆对此发表了他个人观点。
张董事长首先对公司作了简单介绍，他说，威远生化是河北省一家农药上市公司，农药生产有近60年的历史。最早生产阿维菌素、甲维盐、吡虫啉和氟铃脲等一些老产品，后期又开发了草铵膦、嘧菌酯、噻虫胺和噻唑磷等一些新产品。作为一家生物发酵和化学合成并存，原药生产和制剂加工并重的农药生产企业，威远生化同时注重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开发，秉承“创新生物科技，收获绿色未来”的理念，争取做“中国农药，威远品质”。威远追求的是高端的、差异化的品种，而不是低价位的、竞争型产品。
河北威远生化农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庆
威远生化最早以杀虫剂为主，考虑到杀虫剂季节性较强，公司调整发展策略，引入除草剂和杀菌剂，并认为三者的合理比例为2∶1∶1。草铵膦即为公司战略调整后的产物。目前，公司登记了95%草铵膦原药和200克/升草铵膦水剂（商品名“法姆乐”）。威远生化用了5年时间对草铵膦原药合成、制剂加工和应用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张董事长说：“2008年开始，我们跟踪和关注草铵膦，发现其市场潜力很大。它首先是一个主要的除草剂品种，随着除草剂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它对浅根性杂草效果很好，持效期较长，对抗草甘膦和百草枯的杂草有独特效果。基于这些特性，我们认为草铵膦未来的市场空间是可以预期的。”
但张董事长认为，关于草铵膦，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① 草铵膦的成本较高，目前售价超过30万元/吨，做成制剂后成本比草甘膦和百草枯高很多。降低成本是当务之急。② 草铵膦工艺路线较长，生产过程中的风险性较大。尽管这几年炒得很热，但真正实现工业化的企业并不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从目前市场用量来看，草铵膦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市场主要以中国和东南亚为主，用量约为2,500吨。虽然市场有缺口，但量不大，现在仍是一个小品种。未来随着百草枯的替代、抗性杂草的蔓延以及转基因作物的发展，草铵膦有增长的趋势，但这种增长预期不会很快。④ 草铵膦的竞争将很快进入白热化阶段。短短几年，我国草铵膦原药的登记企业已超过20家。张董事长从展会上了解到，正在生产、准备扩建以及规划新建草铵膦的厂家有近20家，产能粗略计算超过了15,000吨。
张董事长希望我们农药企业能理性看待草铵膦这个产品，通过合作、协作，将这个产品良性地、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从嘧菌酯看专利到期产品
嘧菌酯是最早上市的两个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中的一员，一路走来，经历了18个年头。其市场开发相当成功，上市第2年销售额超过了2亿美元，2010年突破了10亿美元，2012年达到了12.6亿美元。嘧菌酯在世界杀菌剂市场的冠军纪录已经保持了10年有余，如此璀璨的品种早已被中国企业所锁定。2011年，随着嘧菌酯在中国的化合物专利期满，登记、生产嘧菌酯的企业难计其数。先正达因嘧菌酯赚得盆满钵满，手捧嘧菌酯的中国企业收获了什么？
江苏丰登作物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杀菌剂，嘧菌酯是其开发的产品之一。公司董事长纪立新说，从嘧菌酯的开发到目前的现状，值得我们杀菌剂生产企业去深思。纪董事长首先给出了几组惊人的数据：① 嘧菌酯的市场价格从2010年的120万元/吨，跌至2013年的20万元/吨左右，仅仅几年时间，有百万元的下跌。② 嘧菌酯的原药产能一开始为几十吨，预计2015年要突破7,000吨。③ 现有的登记产品286个，其中原药68个。值得注意的是，正在试验的含嘧菌酯的制剂有1,300多个。也就说，已经登记和即将登记的含嘧菌酯的产品将突破1,600个。纪董事长感慨，本来一个极具市场潜力的产品，在短短几年内，即在中国市场沦为低附加值产品。
江苏丰登作物保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纪立新
针对嘧菌酯，纪董事长首先进行了自我反思。第一，对产品的市场调研不够充分。尽管其全球市场价值超过了12亿美元，但国内农药企业生产这个产品又能获取多大的市场价值？第二，对产品本身的认知度不够。嘧菌酯到国外登记，属于等同产品登记。但由于产品杂质太多，根本不符合等同登记的要求。我们在嘧菌酯的生产工艺、技术、环保等环节都没有做好准备，就一味地扩张产量，导致形成了目前的窘境。
未来将有很多的杀菌剂专利到期，对这些产品的开发，我们不能再走嘧菌酯的老路。纪董事长提出了几点中肯建议与大家探讨。
1）企业之间要谋求合作。这包括产品合作、技术交流、数据共享等，要发挥每个企业自身的优势。他说，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都在进行产品、技术、应用，甚至是渠道层面的合作，更何况我们呢？
2）关注开发产品的质量。这包括工艺的稳定性、安全性以及三废量等。
3）围绕企业自身的优势来实现差异化发展。选择产品时，一定要从自身的核心优势出发来考虑。
4）注重配方产品的科学性和安全性。嘧菌酯的许多复配产品不仅防效很差，甚至出现了药害。配方的科学性、针对性、目标病害、防治适期等都是值得研究的方面。
5）坚持社会责任关怀，从安全和环境生态等方面推进行业的发展。
嘧菌酯在中国市场的乱象带给我们企业太多的思考，后续的新产品将陆续专利到期。作为丰登的掌舵人，纪董事长说：“我们丰登要尽可能克制外部诱惑，减少外界对我们的影响，进一步培养淡定的心态，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嘧菌酯，是前车之鉴；对后续的专利到期产品，我们的企业要谋定而后动。
对新产品及市场开发的几点建议
上海农药研究所教授级高工张一宾是农药信息专家，他所提供的大量有价值的前沿信息以及他对世界农药市场的思考，常常启迪和引领着我国农药市场的发展。
关于新产品开发，张工在论坛上提出了他的观点。① 我们在开发新品种时，不仅要关注产品的化合物专利，也要关注产品的剂型专利。② 品种选好后，不要急于做原药，一定要做混配。跨国公司在混配产品开发方面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他们往往将新产品与公司已有的品种进行复配，如巴斯夫吡唑醚菌酯与氟环唑的复配，氟唑菌酰胺与吡唑醚菌酯的复配等，这样既可以扩大防治谱，又可以做到产品间的相互提携，共同发展。③ 复配产品中的各组分要拥有不同的作用机制。④ 要注意新产品的剂型开发。相同的剂型，配方的小窍门较多。张工列举了一个吡唑醚菌酯的例子，该产品对水生生物毒性大，但巴斯夫开发的剂型产品却有效地规避了这一风险，其窍门在于它的包膜，这层膜可以确保产品在水干之后再发挥药效。⑤ 开发新产品时要注意后续替代品种的选择。任何产品在开发、使用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如新烟碱类杀虫剂的蜂毒问题等。我们要早做准备，寻求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寻找新的用途，创造更大的价值，如将氟虫腈开发用于宠物寄生虫的防治。也可以改变剂型，如将噻虫嗪用作种子处理剂。还要积极地开发新产品，提前做好新老替代的准备。如拜耳新近研发的新烟碱类杀虫剂flupyradifurone，它不仅能有效防治蚜虫、飞虱和叶蝉等刺吸式口器害虫，而且对蜜蜂低毒。又如石原研发的双酰胺类杀虫剂cyclaniliprole，它不是我们熟知的鱼尼丁受体抑制剂，而且对刺吸式口器害虫有效，它是对目前双酰胺类杀虫剂的重要补充，一旦市场上这些产品出了问题，cyclaniliprole将迅速确立市场地位。
上海农药研究所教授级高工张一宾
另外主持人张晓波根据他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分享了他对产品和市场的理解。
他说，企业在关注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国内市场。外企把中国市场视作新兴市场，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增长非常快，对中国市场未来的设想也非常惊人。目前国外品牌的农药已占据了中国市场30%的份额，未来仍有增长的趋势。我们的企业做出口，其实能去的也就是边缘市场，或者是经济、政治动荡的市场，而那些非常健康、稳定的市场早已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所瓜分，如今这些公司又来到中国市场掠夺、瓜分。对此，我们要多思考，中国这块新兴市场也非常值得我们自己去精耕细作。
张总认为，农药原药就是一种化工原料，而真正的农药应该是制剂化的商品。这就引申为，研究和开发混配和制剂产品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中国在原药合成、工艺路线开发上已经非常成功，如我们的嘧菌酯目前的生产成本做到了18万元/吨，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我们输给外国公司的是加工技术和混剂的开发。张总认为，我们要想发挥农药潜能，要想提高企业自身价值，要想农药议价空间大，我们必须做好剂型加工技术和混配制剂的开发。
另外，关于剂型技术，可以在专利保护上多做尝试。张总说，这样的专利申请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中化农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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