吡啶碱在国外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但是在国内却迟迟不能得到发展。因为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吡啶所采用的合成法技术非常复杂，有几十道工序，核心技术被少数跨国公司垄断全球60多年。多年来，由于我国无法生产吡啶碱进而无法生产世界上通用的吡啶系列高效低毒易降解农药，使我国农业生产水平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无法打破发达国家利用“绿色壁垒”和严格的农药残留标准对进口农产品设置的高门槛，使广大农民常常为此遭受重大损失。

　　为填补这一民族产业空白，打破国外跨国公司的垄断，形成自主发展的优势，吡啶的开发和生产成为我国化工领域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求与梦想。

　　从1998年开始，红太阳就踏上了自主研制开发吡啶碱的征途。时年25岁的薛谊正处在他南京大学化工化学学院研究生的最后一年。顶着名校光环的南通小镇青年却是个非典型理工男技术宅，当大多数同龄人还在为毕业后的前途迷茫困惑时，他早早地就明确了未来的职业规划和事业方向。这份异于常人的淡定从容背后是智者的自信和底气。早在本科时期，薛谊就开发了塑料包装膜抗静电剂，并成功生产出进口替代性产品。

　　谁也不会想到，大学生薛谊校内时期的发明创造仅仅是一个起点。十多年后，他的另一项重大技术变革，合成吡啶新型催化剂及生产技术成功实现国产化，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同类催化剂国际领先水平，终于打破了欧美发达国家长达一甲子的技术垄断。

　　2005年7月，红太阳在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南生化）投资建设年产1.2万吨吡啶大型化生产装置，2006年5月试车成功，2009年1月全面达产。2007年3月，红太阳集团在自主掌握第一套吡啶生产装置技术的基础上，在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安徽国星）投资建设了迄今全球单套产能最大的、年产2.5万吨吡啶生产装置，2008年6月一次开车成功，并于2009年2月取得吡啶含量99.9%的优质产品。

　　短短不到200字的描述，却是红太阳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中国改革开放激荡30年，无数企业都面临过生死存亡的时刻，残酷的商战让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和企业家不断地登上和退出历史舞台，留下一个个悲壮而又模糊的背影，直到消失殆尽。

　　薛谊至今都难忘11年前的那个春节，天尤其冷，寒入心扉。南生化的指挥间、会议室、工厂车间无一例外凝固着紧张和冰冷的气息。前一年就开始的试车并不成功，被大家给予很高期望的美国专家在反复试车长达两个月毫无进展的情况下，也在年底前离开了。“那时的气氛真的很糟糕，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我们在花大钱做一件根本没有把握的事情。”薛谊透露到，甚至连一些红太阳老八路都开始动摇了，因为看不到希望。一向温文儒雅的陶峻情绪失控在会上拍了桌子，吡啶项目铁三角（陈新春、徐翔、刘善和）之一的徐翔形容这是惊心动魄的3个月，项目核心人员没有人能睡安稳觉，巨大的压力和不安全感如影随形。

　　面对危机时刻，作为核心技术人员的薛谊却保持着难得的乐观和清醒。“我从未失去信心，也许正能量和乐观主义是科学家特性吧，我承认我们的确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技术上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薛谊一如既往地淡定从容，一步一个脚印地反复试验。直到有一天，他第一次在反应釜里见到紫色晶体的生成，如此璀璨夺目。他长舒一口气，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意味着红太阳自主研发制造吡啶大型化生产装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最煎熬的日子过去了，眼看距离试车成功越来越近，南生化的冬天就这样结束了。初春暖阳的4月，集团总裁杨寿海特地在这里举办了他的生日会。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喝醉了，餐厅的酒甚至都喝光了，大家长久以来的压力终于得到了宣泄和排解。一向不胜酒力的薛谊也开始解放天性放飞自我，喝吐了坐在餐厅门口台阶上，大口地喘气。“我一点都不觉得狼狈和丢脸，因为是真的开心，大家都太不容易了。”

　　2006年5月，试车成功，红太阳股票顿时狂涨了3倍多。红太阳的成功，使我国成为全球少数能够生产吡啶的国家之一，真正解决了下游原料瓶颈的难题，使中国亿万农民开始终结使用高毒性、高残留农药的历史，并拉动了数百亿元的生态产业链，中国的农药生产不仅冲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的技术封锁，而且改变了世界农药产业的发展格局。
 
　　11年前的那个寒冬，也许是薛谊有生以来最温暖的日子，不仅仅是吡啶大型化生产装置历经万难试车成功，更是因为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他和红太阳的战友们互相包容脆弱、阴影和无助，共同分享勇气、毅力和信心。共同的价值观，高度的开放和坦率，红太阳和红太阳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血浓于水的情结，也才会有同生死共命运的气息，才能荣辱与共。

　　“我真的怀念那段时光，我们都年轻，朝气蓬勃，因为有梦想，所以无所畏惧。”薛谊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