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虫抗性发展速度超过了新药剂开发速度。害虫抗性并不仅仅是单一的，有时候还有交互抗性，这也会影响药效。”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高希武近日在“第二届杀虫剂应用与发展交流会”上表示，杀虫药剂的发展正面临害虫抗药性的严重挑战。

抗性比新药"跑"得快

　　高希武表示，农药有效成分自上世纪60年代后，数量呈现直线上升态势，从不足100个，增长到2010年的331个。但与此同时，害虫抗药性案例和抗性害虫种数的数量亦大幅上涨，到2010年，这两个数据从50年前的不及100个和1,000个，分别暴涨为553个和7,747个。

　　“抗性的出现，长则5年，短则2～3年。”高希武说，在上世纪50年代，人们研发出来有机磷、氨基甲酸酯、拟除虫菊酯，其田间产生抗性时间间隔为2～3年；上世纪70～90年代研发的生长调节剂、新烟碱、双酰胺类，间隔时间稍微长些，也不过3～5年。

　　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某种农药化合物投入使用后，一旦害虫产生抗性，农民为了保证防治效果，必然加大使用量，随之而来的便是导致害虫抗性更强。如此便走进了用药量越大、用药次数越多，害虫抗性越强、越难防治的恶性循环，直至最终该化合物使用无效，需要换用新的化合物进行害虫防治。

　　“药效下降导致最低施药剂量提高，不小心就超过了蜜蜂安全剂量，影响生态安全。增加用药量，相对应地农药残留量也会增加，这对农产品安全也带来极大挑战。”高希武表示，换用新的化合物看起来能最快解决问题，但在实际的科研中，新药剂的创制却非常艰难，不但要理顺防治机制，还得投入大量的费用和足够的时间。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也迫使新药剂的创制更为谨慎。

药效不好或因交互抗性

　　害虫抗性并不仅仅是单一的。高希武以螺虫乙酯和氟啶虫胺腈两个成分为例，来说明化合物在使用中产生的交互抗性对药效的影响。

　　螺虫乙酯特点是高效内吸且双向传导，通过抑制害虫体内脂肪合成过程中的乙酰辅酶A羧化酶的活性，从而抑制脂肪的合成，阻断害虫正常的能量代谢。它最早在2008年获得美国正式登记；原药2011年中国大陆获得登记。

　　在实际使用中，螺虫乙酯防治棉蚜的效果却达不到预期效果。高希武研究团队发现，上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用菊酯类药剂防治棉蚜，到现在已经产生了极高的抗性，不巧的是，螺虫乙酯恰好对菊酯类药剂有交互抗性，如对顺式氯氰菊酯的抗性为238倍；对联苯菊酯的抗性为37倍。这个交互抗性导致了棉蚜对螺虫乙酯“不大感冒”。

　　2013年在棉花上登记的氟啶虫胺腈，在2014年部分地区防治棉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也是相同道理。这些地区之前用吡虫啉防治棉蚜，而氟啶虫胺腈对吡虫啉有交互抗性，致使实际防治效果大打折扣。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高希武提醒，我国棉田棉蚜具有混合抗药性机制，交互抗性谱复杂，所谓的不同分子靶标药剂抗性治理不一定适合。

抗性监测须有科学共识

　　高希武表示，我国害虫抗药性总体趋势是由北往南、由西往东，不过到了东边，再往东，抗药性不再增强。但我国的抗性监测存在一些不合理地方，往往使得抗性监测不够准确，也影响了人们对抗性的治理。

　　一是不同害虫之间、不同农药之间的抗性倍数不好比较，究竟敏感基线怎样设置才准确？二是现行的抗性等级分为高抗、中抗、低抗，但这并不适合所有的害虫。比如蝗虫要是产生10倍的抗性就很难防治了，但按抗性等级划分的话，只能算低抗性。而蚜虫的抗性即使500倍乃至上千倍，属于高抗性了，可施药效果不会明显下降。

　　高希武指出，倘若不合适的抗性数据对比放在报道上，报道也会不准确，也会影响到害虫的抗性监测。因此，如何对害虫抗性做出合理准确的监测需要有科学共识。“抗性监测应当是公益的，建议由政府埋单，让研究部门来做。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把全国的杀虫剂抗性数据统一起来，再把这些数据反馈给农民，帮助农民应用到实际生产当中。”

　　“忽略了有效治理时机，忽略了剂量控制的基本原理，药剂轮用与混用不合理，这些都不利于害虫抗药性治理。”高希武表示，用作用机制不同的药剂交替使用（轮用），以及作用机制不同的药剂混合使用，这两种都是不合理的用法。正确用法是用增效剂抑制害虫的解毒机制，或使用负交互抗性的药剂。

　　他从化学防治角度提出了害虫抗药性治理的建议：在同一作物生态系统中，增加化学防治药剂品种的多样性；掌握合适的施药时期，在适期施药；通过轮换用药、混合用药等技术充分发挥多分子靶标原理治理抗药性；加强抗药性的监测，适时停用或淘汰不能或难于恢复靶标敏感度的农药品种，对环境友好药剂实施抗性治理措施；使用替代技术。 

农药快讯, 2017 (8): 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