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军，中国百草枯之父，现为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在他的记忆里，多年前攻克下英国垄断的百草枯生产工艺技术课题时的挑战难以磨灭。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因为百草枯，将他推上事业顶峰，同样也因为百草枯，给他带来舆论上的重重压力。

　　这位百草枯之父，如何看待20年前他和他的团队苦心攻关研制出来的无解“百草枯”？如何看待百草枯病人？在将百草枯生产工艺大规模普及中国的过程中，历经过什么样的故事？

近日，经济观察报独家专访李德军，为上述问题寻找答案。

我很自豪

　　记者：您觉得百草枯和其他除草剂相比优势在哪？

　　李德军：应该说叫特点，不能完全叫优势。百草枯的一个特点是它遇土钝化，打到草上的时候，它会有效果，但是一达到土壤它就钝化了，没有任何效果。所以它不伤植物的根，也不会在土壤里面造成残留危害。另外它作用特别快，几十分钟就会见效，其他药物很少有这么快见效。另外它耐雨水冲刷，顶着雨水打药也是可以的。

　　由于其不伤根无残留，环境相容性比较好，尤其在水土保持这方面，优势非常明显。植物根部保留了之后，水土土壤保留。生态环境效益是非常好的，对咱们国家特别重要。

　　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只能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生产粮食养活这些人，不可能指望外国的土地养活中国人。良田、高产田很少的情况下，农药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药虽然是精细化下一个很小的行业，整个一年农药的市场也不过1000亿元左右，但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牵涉到粮食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还有生态平衡，甚至地下水，野生动物等问题都是有关联的。

　　记者：您当初为何选择研究百草枯？百草枯最早是由英国发明，并且技术垄断的。

　　李德军：百草枯最早是从国外进口的一种除草剂，当时全球只有先正达公司生产、供应。当时我已经做了科研所的副所长，选了这个题，组织了一帮人来攻克生产技术。这里说的研究所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农药研究院。

　　从1996年开始研究，一直持续到了2004年吧。相当长的时间对百草枯持续性的攻关研究。在全世界，除了先正达之外，第二家掌握这个技术的就是我们。当时感觉到相当厉害，我很自豪，感觉为中国的农业做了一件好事儿。

　　记者：当时为什么要选这个课题？不选一个其他的课题？

　　李德军：当时太年轻，不知道它这么难，好多大专家都知道它不好玩，不好弄，不要动他。那个时候年轻，想干一点事儿，那就我来弄。后来才发现这个东西这么复杂，这么费劲。

　　我那个时候31岁，刚当上副所长，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再让我干这个事儿，我肯定躲了。我1983年山东大学毕业，当时接这个课题的时候，在所里已经工作11年了。不是因为我水平多高看到百草枯将来有发展前景才研究它，纯粹是误打误撞感觉我要干点活才选中了百草枯。

　　还有个想法是，当时我这个研究所经济状况和在国内的知名度都非常非常低，如果我的研究和大院大所课题重复的话，没有突破的话，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我的技术没有做成，别人已经产业化了，就白做了。所以我只能找这些大家都不做的我来做。选这个题，其实就这么简单。

　　后来也有人问过我，说为什么要选这个课题，我说我选的就一个原则，不跟那些大研究所碰撞，他们选的，我就不干。我这个太弱小了，层次比较低。毕竟他们这么多课题随便选，选择余地比较大，站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上，根据他们的经验，这个选题也不知道是他们漏掉了还是干什么，反正后来被我挑中了。

　　记者：攻克成功后相关产业发展情况如何？

　　李德军：2000年左右我将技术转让红太阳公司，红太阳的杨总跟我说，会把这个百草枯的技术做到上万吨。我听了这句话，想生产这么多吨卖给谁？没想到上万吨的目标真的实现了，并且还翻番，在红太阳那里迅速产业化，市场迅速扩张，而且拉动了百草枯生产原料之一吡啶的技艺攻克，并在全国范围内拉动了一整条产业链的快速发展。

　　现在全世界农药大概有几百个品种，在中国有300多个品种，百草枯很快就上升到中国生产使用量第二位的产品，市场放大的速度特别快。

我很惭愧

　　记者：您接手这个课题时，知道百草枯没有解药吗？

　　李德军：当时我从资料上看到过，没有解药，但我对这点并不是很重视，因为这不是给人喝的。我没有想到这个产品会有人主动喝。

　　但是，按照国家制定农药产品的标准，百草枯问世时便强制规范加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把它染成难看的墨绿色，让人看了以后明白不是喝的东西。第二道防线是加了臭味剂，闻起来很恶心。第三道防止人误服的防线是加了催吐剂，作用于大脑中枢神经，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人体呕吐。

　　记者：您刚才说，做这个课题的时候也查到百草枯国外近十年无解药，您当时看到这个会担心吗？

　　李德军：当时没有任何的意识想这个问题。因为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是大农场主，一个农场主1000多公顷土地，农场主要打药的时候自己不打药，要聘请有资质的公司，一般的农场主可能接触不到那个药。也就是说，在国外的一些市场上是买不到农药的，普通公众很难接触到百草枯，人体喝百草枯死亡的案例也不多。

　　记者：中国是什么样的操作模式？

　　李德军：中国是一家一户的种植模式，自己可以买到农药，自己就能用。

　　记者：听说您后来非常关注百草枯病人，曾经听了百草枯病人的医学讲座，难过得两天吃不下饭，是吗？

　　李德军：因为开始我没有想到，太吃惊，太意外，感觉到怎么会这样，后来我就在反思。

　　说实在话，百草枯我感觉是很得意的一个作品，是我一生，是我科学研究工作里边最得意的一个作品，当然其他成果也有，但是这个成果是我最得意的，我没想到这么得意的作品上面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瑕疵，让我感觉到，说的不好听点叫有一种负罪感，我感觉到这做的什么事啊，我对这个问题我很惭愧。

　　现在发展成这个样子谁也没有想到，我不好受。你可能理解不了技术工作人员对自己的成果，就好像女士对自己的孩子感情是一样的。为了攻克百草枯生产工艺课题，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很沉重的。

　　记者：您从哪一年开始关注到百草枯病人？您提到，曾有百草枯病人找您要解药，您如何消化和百草枯病人相关的事？

　　李德军：大概四年前，那时候百草枯的产量达到几万吨了，随着产量的提升，百草枯中毒的状况越来越多，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呼声，这个时候就注意到了。就想默默地干点事，支持一下，弥补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给很多家庭带来的不幸。

　　记者：其中包括百草枯关怀工作组？

　　李德军：我配合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成立了一个百草枯社会责任关怀工作组，我是工作组的副组长，就从和我熟识的百草枯生产企业里面，筹集了一大笔钱，用来资助百草枯救治。

　　有十几家企业，通过我这联系到的企业包括南京红太阳、济南绿霸等。当然还有先正达、石家庄宝丰、山东绿丰、浙江永隆、苏州太和。台湾的一家企业听说这个消息后，主动找来要求加入，提供资金。

　　从2013年开始，两年间差不多筹集了超过两千万元。根据资金使用情况来看，不够了我就再去召集企业拿。

　　我想为百草枯病人做点事情。何况现在水剂只能出口，国内市场没有了，我也拼命的想挽救百草枯，拼命地想让它呈现十全十美的形象，想把它的弊端屏蔽掉。我没想到这个产品最后竟然落得这么一个下场（2016年7月1日起，百草枯水剂在国内迎来禁令），就像自己的孩子，原本养大了感觉挺有出息的，最后不行了，确实心理是不好受。

　　记者：您说屏蔽弊端，如何屏蔽？

　　李德军：我在2013年-2015年这三年我做了第二件技术攻关。

　　原先百草枯水剂，人很容易喝下去的，一冲动抓起来就喝，喝了以后不好抢救。我考虑把它做成了颗粒剂，做成颗粒剂之后把它装到水溶容器里面，所谓水溶容器就是一个特殊的塑料袋，很结实，人手撕不开，需要把它放到水里面，或者喷雾器里面才能溶解。

　　这项技术最最关键的就是造成粒子，因为他是水溶性的东西，造成粒子的过程，这也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难到什么地步，车间的卫生标准，控制车间的粉尘，大概在一个立方米0.01个ppm，这个卫生标准的话，在我们大规模工业化装置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逾越的技术障碍，全世界也没有人做得到。

　　这么多年，我对百草枯投入的精力太多了，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么完了，真的不忍心，经过努力，所以最后还真就让我找着了一条能够做成粒子，一点都不产生粉尘，能够达到卫生标准的技术。

　　有研究表明，冲动型自杀的人想自杀的时间周期为13秒，如果拖过了这13秒，他很可能就不会死，过了13秒，打死他也不会自杀。

　　记者：所以您三年研发就是为了争取这13秒？

　　李德军：对，就是争取延迟这点时间。这项技术我申请了四项专利，包括四项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国际发明专利。这个技术现在也是全球唯一的，连先正达都没有。但是，遇到了一个难题，工信部已经给我这个新研发的百草枯产品发了生产批准证书，但是农业部门没有登记证。也就是说我现在生产是合法的，出售是非法的。为了这三年的研究，我自己又投了一大笔资金，花了近四百万。

　　记者：对百草枯的未来有什么考量？

　　李德军：我感觉百草枯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很敏感的社会问题，影响太大了，超出了我一个技术人员所能操控的，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来讲，我只能用技术手段解决产品的缺陷。

　　我不能影响国家政策，国家从更高的高度上，从关怀人的生命，从消费者使用者的生命安全的角度来评判，感觉这个产品不能在中国目前这个环境再使用。我也是要服从国家的决定的，尽管我付出了那么多，毕竟我只是从专业技术人员的角度去做了相关工作。可是国家站的层面更高，国家管理人员面对的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一个鲜活的生命的面前，我做的技术改进工作都是不值得一提的，这个我也是理解的。

　　记者：从市场角度来看，您有什么建言？

　　李德军：希望国家在规范严格管理的基础之上，还是能给百草枯留一条生路。

（农资微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