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这场轩然大波的，就是我们熟知并且经常用到的除草剂——草甘膦。

草甘膦在国内外引起广泛争议，这除了它跟转基因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更主要的是被质疑有致癌的风险。

所有的恐慌都是来源于未知跟不确定性，这篇文章只陈述现象，无意持什么立场，但无碍于表明我们的态度：对食品安全、对整个生态系统，要保持足够的敬畏。

自1972年草甘膦问世以来，凭借其易降解、性价比高及能杀死一些顽固性恶性杂草的优势， 迅速在全球普及，成为最受欢迎的除草剂，经久不衰，荣登除草界的霸主宝座，但从2015年世卫组织声称“草甘膦可能致癌”后，自此便争议不断，人们对此望而生畏。目前，全世界已超过30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始禁止或限制使用草甘膦。

2014年，斯里兰卡禁止使用和销售含有草甘膦的产品，成为全球首个禁用农药草甘膦的国家。

2017年，泰国限制使用草甘膦，在限制使用地点、标签区域内禁止使用。

2019年1月1日，法国也开始禁止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草甘膦，将在2023年前逐步淘汰这一产品。

2019年3月，越南宣布即日起禁止所有含有草甘膦除草剂的进口和贸易。

2019年7月，奥地利成为首个禁止所有草甘膦用途的欧盟成员国，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和荷兰也对草甘膦实施了限制。

2019年3月，美国禁止将草甘膦作为干燥剂在燕麦收获前喷洒。在美国，拜耳因草甘膦致癌风波遭索赔判罚近20亿人民币巨额赔偿金，公司股价也大幅下跌，陆续有草甘膦致癌案件在美国上演。

2019年9月，德国环境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联邦政府将从2020年起实施系统性的战略，大幅减少含草甘膦的植物保护产品的使用，目标是2023年前，至少减少75%草甘膦应用”。

事实上，1985年，美国环保署（EPA）就将草甘膦列为C类致癌物，美国环保署C类致癌物的定义是“有潜在证据表明可能致癌”。

一场赔偿7800万美金的官司。2014年，一位名叫德维恩·约翰逊的学区场地管理员由于经常使用孟山都的农达除草剂（草甘膦），在几次意外中，身体被除草剂浸湿，结果被诊断为晚期非霍奇金淋巴瘤，从而起诉孟山都公司。对孟山都来说这只是麻烦的开始，仅在一年内，就有800多人起诉孟山都公司，2018年起诉人数已经达到了上千。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草甘膦归类为“对人体可能致癌物”（2A级），即对动物致癌的证据是明确的，但无明确证据证明对人类致癌。

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2018年8月，法官判决孟山都向约翰逊支付2.89亿美元的赔偿金（约人民币20亿），在孟山都提起上诉后，赔偿金降低到约7800万美元（约人民币5.3亿）。紧接着，2019年判定对当地一对夫妇罹患淋巴瘤负有责任，判处拜耳公司支付赔偿金超过20亿美元（约合141亿元人民币）。

需要说明的是，法官确认了这判决，并不意味着，草甘膦除草剂一定会导致癌症，这涉及美国复杂的司法程序，也有可能是一场各方利益博弈的连续剧，并不一定是以完备的科技依据为判决的标准。

实际上，关于草甘膦除草剂是否安全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2017年7月，美国加州健康损害评估办公室宣布将草甘膦正式列入致癌化学物质清单。然而，美国环境保护局在长达数十年针对草甘膦风险评估，提出该化学品不太可能致癌。直至今天，在“可能”“不太可能”“无明确证据”，“有潜在证据”，这些让人晕头转向的官方辞令背后，草甘膦的安全性，依然疑团重重。

按照时间算，草甘膦比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早问世20多年，怎么又扯上关系了呢？

其实，草甘膦跟转基因并非“伴生”关系， 草甘膦也同样用于非转基因农作物的使用上，毕竟转基因技术被商用之前，草甘膦早就存在了。

要理清他们的关系，还得从草甘膦“除草大王”的特性说起。草甘膦是一种广谱灭生性除草剂，能够影响植物营养的发生机制，抑制芳香簇氨基酸的合成，从而切断植物的营养供给，几乎能杀死一切绿色植物。但是农民在使用草甘膦的时候，作物经常也被误伤造成损失，怎么办？

 孟山都的办法是：给作物披上一层“盔甲”，以防被草甘膦杀灭，而这层“盔甲”，就是耐草甘膦基因。孟山都发现，一种叫“矮牵牛”的植物对草甘膦有抗药性，于是，就把“矮牵牛”的抗草甘膦基因植入农作物中，这样就可以放心种植这些农作物，使用草甘膦时不用担心会被杀死。

20世纪90年代，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油菜、大豆、棉花被研发出来后，到2014年，共研发出了23种抗草甘膦转基因农作物。

比如，转入了抗草甘膦基因的大豆就不再惧怕被草甘膦误伤，但风险也随着而来，一方面，即可能会造成农民过量使用草甘膦，对土壤造成破坏，对人体造成伤害；另外一方面，长期使用，一些杂草对除草剂就了耐药性，除草剂就无法杀死这些杂草，从而产生了“超级杂草”。

大部分人只知道草甘膦是孟山都公司研发出来的，但肯定不知道的是，早在2000年草甘膦就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 目前草甘膦产量最大、出口最多的国家是中国。

中国是农业大国，不管是粮食生产，还是果蔬生产，都要花费大量劳力来除杂草，这就必然会偏向于草甘膦这类农药 ，草甘膦在国内有着很大的市场，在传统作物中使用范围也非常广。

现实情况是，目前还很难找到像草甘膦这样高效、价格相对低廉的代替品。目前，草甘膦在中国是第一大农药品种，无论是生产量，消费量还是产值和销售额，在所有的农药品种中都是第一位。

有一种说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草甘膦若被禁用不仅对于农资行业影响巨大，而且会提高农业生产中的除草成本，从而影响农产品的价格。

草甘膦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期间牵扯到错综复杂的利益计算，是高度产业化的农业跟生态农业之间的博弈，虽然目前对草甘膦是否致癌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草甘膦等除草剂跟生态农业的对立却基本是行业共识。

必须看到的是，国内外出现了一波生态农业的反击，一场对现代农业的“拨乱反正”。

在欧盟成员国中，奥地利的农田有机率最高，高达23.4%，2019年7月2日，奥地利下议会投票通过禁用除草剂草甘膦。在国内的贵州省，2014年起，就全面禁止草甘膦等化学除草剂在茶园的使用，全面施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 ，为此，贵州的茶叶产业，每年要多付出49亿元人民币的代价。

贵州农业部门测算过，一亩地如果用草甘膦，会比不用草甘膦节约690元，可账不是这样算，整个地区“生态茶叶”的品牌价值，长远来说要远远超过49亿。

除草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缺的一环，除草剂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灭生性除草剂领域，本就“人丁不旺”，作为世界上使用吨位最大的除草剂，在全球除草剂市场占比约48%，产品市值高达60亿美元，其效果和高性价比是不可比拟的，如果草甘膦再被禁，农户的除草成本将会大大提高，必然再起风波。

草甘膦在除草界已经接近50年，杀草谱很广，对40多科的植物有防除作用，以内吸传导性强而著称，它不仅能通过茎叶传导到地下部分，而且在同一植株的不同分蘖间也能进行传导，对多年生深根杂草的地下组织破坏力很强，能达到一般农业机械无法达到的深度。产能也足够大，到农户端成本容易接受，但是随着年处理面积越来越大，已达90亿亩次，抗性问题愈加严重。

敌草快是全球仅次于草甘膦的灭生性除草剂，具有一定的内吸性，可迅速被绿色植物组织吸收，但不会伤及作物根系，可以通过植物韧皮部向上传导，遇土钝化，对于后茬的安全性很高，比草甘膦和草胺膦除草快捷高效，主要用于大田、果园、非耕地、收割前等除草，也可以用作马铃薯和地瓜的茎叶催枯。

但是，施用成本较高，杀草谱狭窄，不杀根系，控草时间较短，杂草容易返青，可与草铵膦、草甘膦桶混增效。

草铵膦是基于天然产物的除草剂，除草速度快，不会产生耐药性，安全性更高，目前无致癌争议，对标草甘膦等化学农药，具有环境和谐、较好的社会认可度等优势。

但成本高很多，在两者数倍的差价面前还是很难被终端用户认可。

图1 除草剂市场与成本

面对当前的情况，没有一种除草剂产品能够单挑占据除草剂市场半壁江山的草甘膦，但是频繁使用的草甘膦也是其命门。

综合来看，鉴于其在除草上的卓越效果，其在国内及全球市场上是禁止还是被市场淘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不得不直面草甘膦抗性严重的事实。

其实，当前已经有不少公司做出尝试，当前草甘膦登记的产品共计1378个，153个原药，单剂998个，混配产品有227个，其中，2017年、2018年的登记数量分别为57个、78个，呈现一个井喷状态。

图2  当年登记产品数量占总登记产品数量的百分比

根据对当年登记产品数量占总登记产品数量的百分比观察可得出，自2014年开始，混剂新登记的产品数量比逐步超过单剂，并呈扩大趋势，这表明了在抗性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制剂生产企业对于混剂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未来的角逐场会聚焦在混剂上。

图3 草甘膦混剂产品登记数量

从复配对象上来看，主要集中在2甲、麦草畏、滴酸、氟草，与草铵膦、苯嘧复配是最近三年才兴起的配方。此外，还有5个已登记的三元复配的含草甘膦除草产品，与单剂相比，有明显的增效作用，效果可靠，既增加了药效，又提高了速效性，能够更彻底的防除杂草。

由此看来，对于国内的草甘膦应用企业来说，当前在草甘膦的农业应用上，最核心的困境是抗药性。面对曾经那些不堪一击的杂草，现在的草甘膦单剂已经对它们束手无策了，特别是牛筋草更是无计可施。

未来，混配或将是一个很不错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