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卫¹，曹兵伟²，张文君²

(1.中国农药工业协会；2.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粮食是全球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在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因素驱动下，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将持续增长，到2035年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总体状况会将得到改善，但全球粮食贸易流向会出现变化，区域间不平衡问题也更趋突出，部分地区粮食安全形势仍然严峻。从国内来看，预计我国在2030—2035年到达粮食消费峰值；受国内资源环境约束的影响，粮食生产增长空间有限，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结构性依赖程度还将上升。全球粮食安全形势的变化既为中国发挥优势、利用全球资源满足全球农业投入品市场提供了机遇，也对中国提升农业国际合作能力提出了挑战。作物保护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农药作为作物保护重要产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输出国，应顺应国际粮食安全形势变化的客观趋势，发挥产业链配套完整的优势，抓住“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机遇，按照“布局全球，突出重点，内外并重，强化支撑”的总体思路，转变以原药出口为主的现有模式，利用优势技术、较充沛的资金、国外长期合作伙伴等优势布局全球，调整农药出口结构，加快在国外自主品牌和渠道建设，真正做到由大转强，为全球粮食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1  我国农药行业发展变化

　　全球作物用农药市值不断发展提高。从2000年的300亿美元，波动发展至2019年676.29亿美元（Phillips McDougall公司数据），年均增长3.5%。21世纪以来，全球农药产业链成本等逐步优化的布局演进，由于中国制造业成本和产业链配套稳定性等优势，欧美农药跨国公司逐步把农药制造产能转移到中国，中国农药产量以7.1%的年均增长速度发展，成为全球农药第一生产大国、第三消费大国，并继续发展，成为全球农药生产链条的最关键枢纽，是全球唯一具备从原料到终端产品大规模、全产业链制造能力的非专利农药生产国。目前出口约占我国农药行业总产值的60%，占全球市场30%～40%的份额，行业发展对出口贸易依存度不断加强。

　　我国现有农药生产企业2 200家，其中，有原药登记的778家；可生产600多个品种，常年生产的品种300多个。据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统计，2019年农药原药生产量（折百）151.64万t，其中，除草剂99.7万t，杀虫剂30.66万t，杀菌剂18.74万t，植物生长调节剂2.12万t，其他0.42万t。英国Agrow公布的2018年度全球农化公司20强名单中，颖泰生物、潍坊润丰、南京红太阳、福华通达、江苏扬农和江苏辉丰等6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随着我国企业产能和规模不断增强，在国内“减量增效”政策和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下，农药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大量的高效低毒、价廉物美的农药产品为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降低了农产品成本，改善了因粮食生产能力增长总体较慢、产需存在缺口、粮食安全形势仍然严峻的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活。

2  全球农药贸易市场格局与占比

　　2019年全球最大的作物用农药市场仍为亚太地区，销售额为172.04亿美元，占全球农药市场的30%。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家是其中的农药消费大国，亚太地区是农药消费量增长较快的地区，连续3年占全球份额的30%左右。果蔬作物是最大的农药市场，其次为水稻、谷物、玉米、棉花、大豆、油菜等。用药结构为依次为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2019年中国出口亚太约23.25亿美元，占整体出口的31%，位居第1大出口地区。

　　拉美地区2019年农药销售166.76亿美元，销售额迅速从原来的23%迅速提高到29%，在全球各大洲用药市场中排第2位。巴西、阿根廷等为用药大国。除草剂排第1位，其次是杀虫剂和杀菌剂。大豆是农药消费第一大市场，其次为果蔬类、玉米、甘蔗、棉花、谷物、水稻、向日葵等作物。2019年中国出口拉美占整体出口的26%，约19.5亿美元，位居第2大出口地区。

　　北美地区农药销售额比上年度下降了2%，在全球各大洲用药市场中排第4位，销售额为104.23亿美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为用药大国。玉米是北美最大的农药市场，其次为果蔬、大豆、谷物、油菜、棉花、水稻、甘蔗、甜菜、向日葵等。用药结构依次为除草剂、杀虫剂和杀菌剂。2019年中国出口北美占整体出口的17%，约12.75亿美元，位居第3大出口地区。

　　欧洲地区农药销售额总体上比2019年度下降2%，在全球各大洲用药市场中排第3位，销售额为112.60亿美元。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俄罗斯、波兰等为用药大国。果蔬、谷物是欧洲最大的农药市场，之后是玉米、油菜、甜菜、向日葵、马铃薯等。用药结构依次为除草剂、杀菌剂、杀虫剂。2019年中国出口欧洲、大洋洲份额合计占16%，约12亿美元，位居第4大出口地区。

　　非洲和中东地区农药销售额连续3年保持4%左右的增长，在各大洲用药市场中排第5位，销售额为22.27亿美元。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等是用药大国。果蔬是非洲和中东最大的农药市场，其次为棉花、谷物、玉米、水稻、甘蔗、大豆等作物。用药结构依次为杀虫剂、除草剂和杀菌剂。2019年中国出口非洲占整体出口的10%，约0.75亿美元，位居第5大出口地区。

3  2019年我国农药生产和出口情况

　　据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统计，2019年我国原药产量位列前10的产品分别是：草甘膦50.38万t；莠去津11.59万t；百草枯7.75万t；毒死蜱4.96万t；百菌清4.41万t；2,4-滴3.56万t；代森锰锌3.04万t；乙草胺2.74万t；异丙甲草胺2.61万t；多菌灵2.04万t。

　　2019年我国除草剂产量在10大产品中数量和产量最高，为78.63万t，其次为杀菌剂为9.49万t，杀虫剂为4.94万t。我国产品产量与国际市场需求息息相关，2019年全球作物用农药市场中，除草剂销售额为261.75亿美元，占43.8%；杀菌剂163.56美元，占27.3%；杀虫剂151.46美元，占25.3%；其他21.5亿美元，占3.6%。2019年影响全球农药市场的最大因素是气候的变化和汇率的影响，像北美地区严重的洪涝灾害，欧洲和亚太主要地区的旱灾等，增加了对除草剂的需求。而主要地区天气干热，导致病害发生程度减轻，降低了杀菌剂的市场需求。拉美地区因中美贸易争端，中国的进口需求发生了转移，导致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种植面积增加，继而对杀菌剂的需求增加。杀虫剂市场的增长主要受益于拉美地区大豆市场的增长及亚太地区草地贪夜蛾的危害范围扩大，增加了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我国农药出口方面，在2018年环保安全检查以及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我国农药出口受到较大影响。据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统计，2019年中国农药产品出口（实物量）146.8万t，出口额75亿美元，出口金额较2018年减少5亿美元左右；2019年出口前10的产品分别是草甘膦10.55亿美元、百草枯3.19亿美元、吡虫啉2.97亿美元、烯草酮2.53亿美元、百菌清2.50亿美元、氟虫腈1.64亿美元、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1.59亿美元、莠去津1.56亿美元、毒死蜱1.50亿美元、阿维菌素1.47亿美元。2020年前3个月，农药原药出口11.52万t，金额9.9亿美元，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2.9%和-15.89% ；制剂出口18.48万t，金额5.49亿美元，较2019年分别减少11.8%和21.3%，出口持续低迷，形势不容乐观。

4  我国农药制剂出口盈利水平严重不足

　　从全球农药销售额的视角看，全球农药产业链的主要盈利环节集中在制剂及农资服务，在产业链中占到60%以上。我国一直以来以农药原药出口为主，制剂出口以代工产品居多，整体利润偏低，原因是我国企业多且分散，企业品种单一，在产品和投入上难以做到对农药销售渠道上的掌控。跨国公司在专利产品以及登记方面的优势，长期控制着北美和欧洲等利润较高的市场。另一个原因是在促进农药销售的植保服务跟不上，缺少海外工作专业人才和自主品牌的推广，国外的农民只知道跨国公司的品牌，根本不知道中国的农药是何物，中国只能处在产业链的底部，做一个原料的供应商。

　　原药与制剂出口倒挂是制约农药企业向高端产业链延伸的主要因素，而建立我国制剂产品出口自主品牌是实现“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重要标志。我国农药制剂出口近年来虽然有较大进步，但在出口总额中和利润中占比失衡，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① 缺乏对国外市场变化的了解和把握，习惯于传统到岸交易的贸易形式，对自主品牌建设缺少信心，企业习惯于将投资用于产品扩建，不愿意投资海外渠道建设上；② 剂型加工水平仍然较低，同样剂型产品的药效与跨国公司代表的行业最高水平相比差异明显。剂型开发经验不足，创新手段和能力不高，极少能够开发出行业瞩目、表现优异的新剂型；③ 缺乏完整的战略布局，国外自主登记不足，多数企业为规避风险，大多采用与出口目的国的渠道商共同登记，虽然规避了登记费用风险，降低了登记时间，但失去自主品牌的建设机会，完全受制于国外渠道商；④ 随着新条例出台，委托加工业务的放开，国外渠道商和跨国公司利用国内制剂加工能力强、企业多的优势，出口制剂多为国外客户代工生产，缺少自主品牌和终端营销渠道，产品附加值低；⑤ 个别外贸公司为赢得客户，与企业争夺订单，与国外采购商相互配合，采购一些不规范的工厂产品，甚至一些黑工厂的不合规产品，以次充好，采用非法贸易手段出口，冲击了市场，也造成了国际不良影响，不同程度上抹黑了“中国制造”。

5  调整农药出口布局，促进中国农药“走出去”

　　全球粮食需求的不断增长，为我国农药出口提供的发展机遇，布局全球。突出重点，加强与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的投资合作，建立长期发展目标的合作形式，而不是简单的登记合作。既要加强与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东盟国家等主要用药大国的战略合作，也要加强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新兴农产品消费大国的合作，将其作为企业境外重要合作投资市场和出口目的地。

　　新农药管理条例、“仅限出口农药”登记政策、农药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政策出台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药出口结构调整，提升了我国农药制剂出口的国际竞争能力。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农药产品贸易伙伴国为重点，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保障农药出口；坚持品种多元化和国别多元化并举，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长期战略合作。做好农药风险预判和管控预案，利用好中国信用保险公司相关政策，确保货款安全。

　　坚持利用我国资本和技术优势，以并购为主要手段加强对农药销售渠道的掌控，加大地区自主农药登记，实现本土化生产和销售渠道建设，积极开展当地农民的植保技术培训服务，引进先进的农业科技，提高目的国农业的发展和农药使用水平，提升自主品牌销售。利用国外地区间自贸协议的政策优势，以点带面地建设制剂加工工厂，缩短物流成本，打造农药投资服务体系。

　　加强政府层面国际交流，完善农药“走出去”的公共服务体系。融入“一带一路”，借力“南南合作”，建立和完善与相关国家农药管理技术交流合作机制，共同提高农药管理能力与水平，建立有效的农药登记管理信息交流机制，联合打击非法农药贸易，维护农药进出口国际贸易规范。

　　利用行业协会力量，充分发挥农药行业与东道国相关组织交流和协调方面的优势，举办农药信息、技术、产品展示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创造良好的商贸环境，促进我国农药企业在国外发展，推动我国农药从出口大国向出口强国迈进。      （来源：《农药科学与管理》2020年第7期）

农药快讯, 2020 (17): 58-60.